最近，聂树斌案成了业界乃至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日在辽宁沈阳对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，宣告撤销原审判决，改判聂树斌无罪。从2014年12月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，到今年6月最高法决定提审，再到今天聂树斌最终沉冤昭雪。该案的改判既有媒体的关注作为推手，广大律师同仁的付出，也有法治进步的张力等，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，使得又一桩冤案得以昭雪。我们在欢呼无辜的人清白得以复原的同时，亦痛心于司法被践踏的后遗症。尽管我们常说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，但对于受害者尤其是被执行死刑的人而言，这种正义的价值几乎为零。
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无论如何，聂案的改判仍然是刑事裁判活动中证据规则的良好彰显，其对日后的刑事案件审理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。
首先，要重视证据的合法性。
证据的合法性应当摆在第一位。在聂案中，再审合议庭经审查原公诉人员、审判人员讯问聂树斌的材料，一审开庭笔录、原辩护人证言等，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情形。但再审判决认为，原卷宗中显示，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，另一方面又供不清作案的基本事实，尤其是对关键情节的供述前后矛盾，反复不定，有悖常理。此外，聂树斌曾供述自己本来不想说，后来在办案人员“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”，不排除指供、诱供的可能。
其次，要重视证据的客观性、关联性问题。
原审认定，原办案机关在侦破此案时，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，而再审合议庭经审查认为，聂树斌被抓获仅因其疑似群众反映的有流氓盗窃行为的男青年，并非因群众反映其涉嫌实施该案犯罪，且原审卷宗内仅有群众反映的表述，没有关于群众是何人的证据，也没有组织群众对聂树斌进行辨认的证据，更没有群众反映的那个男青年与康某某被害案存在关联的证据。这说明本案从立案开始，就埋下了错误的隐患。
再次，要重视证据的证明力问题。
再审判决认为，多名证人及原办案人员都证实案发后50天内办案人员对其多次讯问且制作了笔录，但这些笔录在原审卷宗中全部缺失，且原办案人没有作出合理解释。直到1994年10月1日才出现被害人康某某丈夫侯某某的首次证言，同年10月11日才首次出现康某某同事王某某等的证言，这些本应是破案重要线索的证人证言，却迟迟出现在聂树斌认罪并破案之后。案发后前50天多名重要证人证言的全部缺失，严重影响了在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。
再其次，要依法确定、判断供证一致问题。
再审判决认为，原审卷宗中显示，聂树斌的提讯笔录里有内容证明聂树斌被抓之后前5天，也即1994年9月23日至9月28日之间，办案机关曾对其讯问并作了笔录，且这些笔录中既有认罪供述，也有无罪辩解，但这些笔录在原审卷宗中缺失，而原办案人员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，这严重影响了聂树斌之后有罪供述的完整性和真实性。不但如此，聂树斌供述的作案时间、藏衣地点等，虽然与现场勘查笔录、尸体检验报告等内容基本一致，但由于以上事实是先证后供，且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，指认、辨认不规范，证明力明显不足，由此导致聂树斌供证一致的真实性、可靠性存在疑问。
最后，证据存疑利益归被告人的问题。
再审判决认为，有证据证明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被原办案人员提取，且该考勤表对证明聂树斌有无案时间有重要价值，然而该考勤表却在原审卷宗中缺失，而原办案人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。考勤表的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原始书证支持，聂树斌对作案时间的供述也前后不一，证人侯某后来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的证言发生重大改变，这些都导致聂树斌的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。再审判决还认为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花上衣来源存在重大疑问，聂树斌偷花上衣的动机不合常理，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，该案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，等等。据此，再审判决认定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，没有达到法定证据确实、充分的证明标准，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、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，原判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、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再审当庭宣告撤销原审判决，改判聂树斌无罪。
对于聂案而言，改判无罪远远不是终点。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我们对聂树斌案应当有怎样的反思，如何从中汲取教训，在诉讼中进一步贯彻人权司法保障、程序公正、证据裁判、疑罪从无等司法理念，健全完善冤假错案的防范、纠正机制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这才是我们应当从中得到的启发罢了。